心身医学需注重症状与心理的关系
早在2400年以前，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就一语中的：“了解一个什么样的人得了病，比了解一个人得了什么病更重要。”心身医学不仅注重人，更注重人的心与身的关系。
心身医学涵盖了躯体疾病、心身疾病、心身障碍、精神疾病等。有很多常见的疾病，如溃疡、高血压、糖尿病、哮喘、神经病皮炎、慢性疼痛等都属于心身疾病。不同于心身疾病的器质性改变，“心身障碍”主要是以功能性变化为独特表现，患者主观感觉特别痛苦，出现的问题往往以“症状”的方式来表达。比如“情绪类”的有：烦燥、疑虑、恐惧、焦虑、多想等问题；“行为类”的有：失眠、药物依赖等。有的患者会因躯体化的问题而反复就医。
那么，患者的这些“症状”是有功能和意义的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症状”代表了没有满足的内在需求。对心理医生来说，“症状”背后代表的意义更值得探究。
一位中年企业家被失眠困扰了一年多，接着又出现头晕、胸闷、心悸等症状。去医院做了两遍头颅CT之类的检查，没发现任何器质性改变。事业和家庭状况都不错的他，只能每天揣着麝香保心丸度日。
咨询中，一个细节浮出水面：11岁大的儿子一直和父母同睡。父亲的解释是尴尬的：“没办法，孩子更需要妈妈，我只好把太太让给他了。”这时，症状背后的隐情显现了出来：为了孩子，他们夫妻的性生活被压抑了。
我问这位男士的太太：“您愿意协助先生把他的领地‘抢’回来吗？”太太笑着点了点头说：“从今天开始。”从此，丈夫的失眠改善了。
作为心理医生，我们是怎么看出端倪的呢？在家庭关系的视野里，“症状”被看作是一种交换的信息，代表某种暗示，症状的携带者被看做是“索引病人”。强迫也好，抑郁也罢，都是整个家庭功能失调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暗示的信息找出来。
所有的心理问题都是内在冲突导致的，只有找到内在失衡的关键一环，才能因病施治。
心身医学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去诊断”，软化“疾病”概念，重在“情境化”，在脉络中顺藤摸瓜，找出内在的“关系”，再将注意力扩展到无症状时空。
有一个吃药无效的案例：在海外生活的张女士身体不适已近两年，无法忍受当地预约就诊的漫长等待，跑回国内就医。30年前，她移居国外，与丈夫开了小店，生意不错。如今，三个子女都读了大学。一年前，她开始胃酸胃胀，时有反酸嗳气、消化不良、喉咙口有异物和堵塞感，服了半年胃药未见改善。回国做全面体检，都无阳性结果。在看了三个消化科专家后，有人建议她看心理医生。
咨询中，当被问道“几个孩子都好吧？”张女士迟疑了一会儿说：“大儿子去年做了个手术，医生诊断是腮腺肿瘤。”
“您一定很心痛吧！”
“没有什么比这更痛的了！”
原来，孩子患病后，母亲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她的消化道症状，跟这很有关系。因为在她的内在逻辑中，孩子的病跟自己的苛刻教育有关。
“东方人的教养方式未必不好，更不一定与孩子的健康有什么直接关系，不必内疚和折磨自己。”听我这样一说，张女士脸上掠过一丝轻松，轻声说道：“明白了，谢谢！”
其实，所有的心理问题都是内在冲突导致的，任何一个触发点——一个生活中重要的人、重要的系统、重要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都只是外在的诱因。所以，只有找到内在失衡的关键一环，才能因病施治。
一个人对问题的应对方式，主要是由人格特征、早年生活经历和社会支持系统等决定的。生活中容易使人产生损失感和不安全感的刺激都会对症状的表达产生影响。在“生活事件引起的应激源反应强度”排序中，“丧偶”为100，排在第一位，“离婚”为73。除此之外，“结婚”、“工作变动”等看似正常的事件也会引起应激反应。由于人们的信念、知识、生活经历和文化教育不同，对同样的生活事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心理反应，身体承受不住累积的刺激，就会出现症状。
心身疾病的“症状”与其人格特征也很有关联，如患结肠炎的人容易服从听话，但内心矛盾；心脏病的人比较好胜、急躁；荨麻疹病人渴望得到抚慰；偏头痛想要尽善尽美，溃疡病人过多压抑。
对于大部分症状的处理、疾病的治疗，要用整体观的系统思维开展工作
症状的存在是带有功能的，那“功能”是什么呢？从家庭治疗理论看，症状的好处很像一个家庭系统的稳定器，可使一个系统得以维持，也可能是僵局的一种稳态。症状的“功能”反映了各种关系交织的结果。当面对一个人的症状时，要把它放在这个人所处的系统里面去考虑。
有人用树来比喻一个人的“病”与自己内在的关系，我们叫其“心灵之树”：“树冠”代表各种症状，“树干”代表各种认知，“树根”代表人格因素，“土壤”代表社会环境。所以，医务人员的眼睛里要有“树”的整体认识，也不要忽视根、干、叶。临床上，对于大部分症状的处理、疾病的治疗，就是要用整体观的系统思维开展工作。
家庭治疗有不同的流派，结构式家庭治疗强调的是家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系统与子系统的界限与功能，治疗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家庭重建“边界”。
我曾在督导中遇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位男病人喜欢穿女性丝袜，临床诊断是“恋物癖”。而从家庭治疗的视角看，这个上高中的青春期孩子，因为母亲过度掌控，他没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孩子穿上长丝袜，是不是想给自己加一层“皮肤”、建一道“边界”？这样进行建构性的思考，就是将“症状”引入一个发展性的空间，变精神疾病为成长中的问题。当我们从线性思维的“贴标签”转变为系统思维的“去标签”，那么，面对同一个症状，诊疗的结果就会不一样。
总之，心身医学主要是探讨由心（精神、心理、社会、人文引起的情绪因素）与身（躯体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心理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康复中的作用，并主要用心理治疗向患者提供预防、治疗、康复服务。心身医学这一模式在改善医患关系上也提供了两点启迪：首先是强调关系，包括医和患之间、来访者和咨询师之间的关系。其次，强调疾病和病人情绪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将病人家庭及社会资源调动起来，与病人和由医生、护士系统形成一个“治疗性三角”，诊疗效果将得到有效改善。
文章选自《健康报》
心身医学涵盖了躯体疾病、心身疾病、心身障碍、精神疾病等。有很多常见的疾病，如溃疡、高血压、糖尿病、哮喘、神经病皮炎、慢性疼痛等都属于心身疾病。不同于心身疾病的器质性改变，“心身障碍”主要是以功能性变化为独特表现，患者主观感觉特别痛苦，出现的问题往往以“症状”的方式来表达。比如“情绪类”的有：烦燥、疑虑、恐惧、焦虑、多想等问题；“行为类”的有：失眠、药物依赖等。有的患者会因躯体化的问题而反复就医。
那么，患者的这些“症状”是有功能和意义的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症状”代表了没有满足的内在需求。对心理医生来说，“症状”背后代表的意义更值得探究。
一位中年企业家被失眠困扰了一年多，接着又出现头晕、胸闷、心悸等症状。去医院做了两遍头颅CT之类的检查，没发现任何器质性改变。事业和家庭状况都不错的他，只能每天揣着麝香保心丸度日。
咨询中，一个细节浮出水面：11岁大的儿子一直和父母同睡。父亲的解释是尴尬的：“没办法，孩子更需要妈妈，我只好把太太让给他了。”这时，症状背后的隐情显现了出来：为了孩子，他们夫妻的性生活被压抑了。
我问这位男士的太太：“您愿意协助先生把他的领地‘抢’回来吗？”太太笑着点了点头说：“从今天开始。”从此，丈夫的失眠改善了。
作为心理医生，我们是怎么看出端倪的呢？在家庭关系的视野里，“症状”被看作是一种交换的信息，代表某种暗示，症状的携带者被看做是“索引病人”。强迫也好，抑郁也罢，都是整个家庭功能失调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暗示的信息找出来。
所有的心理问题都是内在冲突导致的，只有找到内在失衡的关键一环，才能因病施治。
心身医学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去诊断”，软化“疾病”概念，重在“情境化”，在脉络中顺藤摸瓜，找出内在的“关系”，再将注意力扩展到无症状时空。
有一个吃药无效的案例：在海外生活的张女士身体不适已近两年，无法忍受当地预约就诊的漫长等待，跑回国内就医。30年前，她移居国外，与丈夫开了小店，生意不错。如今，三个子女都读了大学。一年前，她开始胃酸胃胀，时有反酸嗳气、消化不良、喉咙口有异物和堵塞感，服了半年胃药未见改善。回国做全面体检，都无阳性结果。在看了三个消化科专家后，有人建议她看心理医生。
咨询中，当被问道“几个孩子都好吧？”张女士迟疑了一会儿说：“大儿子去年做了个手术，医生诊断是腮腺肿瘤。”
“您一定很心痛吧！”
“没有什么比这更痛的了！”
原来，孩子患病后，母亲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她的消化道症状，跟这很有关系。因为在她的内在逻辑中，孩子的病跟自己的苛刻教育有关。
“东方人的教养方式未必不好，更不一定与孩子的健康有什么直接关系，不必内疚和折磨自己。”听我这样一说，张女士脸上掠过一丝轻松，轻声说道：“明白了，谢谢！”
其实，所有的心理问题都是内在冲突导致的，任何一个触发点——一个生活中重要的人、重要的系统、重要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都只是外在的诱因。所以，只有找到内在失衡的关键一环，才能因病施治。
一个人对问题的应对方式，主要是由人格特征、早年生活经历和社会支持系统等决定的。生活中容易使人产生损失感和不安全感的刺激都会对症状的表达产生影响。在“生活事件引起的应激源反应强度”排序中，“丧偶”为100，排在第一位，“离婚”为73。除此之外，“结婚”、“工作变动”等看似正常的事件也会引起应激反应。由于人们的信念、知识、生活经历和文化教育不同，对同样的生活事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心理反应，身体承受不住累积的刺激，就会出现症状。
心身疾病的“症状”与其人格特征也很有关联，如患结肠炎的人容易服从听话，但内心矛盾；心脏病的人比较好胜、急躁；荨麻疹病人渴望得到抚慰；偏头痛想要尽善尽美，溃疡病人过多压抑。
对于大部分症状的处理、疾病的治疗，要用整体观的系统思维开展工作
症状的存在是带有功能的，那“功能”是什么呢？从家庭治疗理论看，症状的好处很像一个家庭系统的稳定器，可使一个系统得以维持，也可能是僵局的一种稳态。症状的“功能”反映了各种关系交织的结果。当面对一个人的症状时，要把它放在这个人所处的系统里面去考虑。
有人用树来比喻一个人的“病”与自己内在的关系，我们叫其“心灵之树”：“树冠”代表各种症状，“树干”代表各种认知，“树根”代表人格因素，“土壤”代表社会环境。所以，医务人员的眼睛里要有“树”的整体认识，也不要忽视根、干、叶。临床上，对于大部分症状的处理、疾病的治疗，就是要用整体观的系统思维开展工作。
家庭治疗有不同的流派，结构式家庭治疗强调的是家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系统与子系统的界限与功能，治疗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家庭重建“边界”。
我曾在督导中遇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位男病人喜欢穿女性丝袜，临床诊断是“恋物癖”。而从家庭治疗的视角看，这个上高中的青春期孩子，因为母亲过度掌控，他没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孩子穿上长丝袜，是不是想给自己加一层“皮肤”、建一道“边界”？这样进行建构性的思考，就是将“症状”引入一个发展性的空间，变精神疾病为成长中的问题。当我们从线性思维的“贴标签”转变为系统思维的“去标签”，那么，面对同一个症状，诊疗的结果就会不一样。
总之，心身医学主要是探讨由心（精神、心理、社会、人文引起的情绪因素）与身（躯体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心理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康复中的作用，并主要用心理治疗向患者提供预防、治疗、康复服务。心身医学这一模式在改善医患关系上也提供了两点启迪：首先是强调关系，包括医和患之间、来访者和咨询师之间的关系。其次，强调疾病和病人情绪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将病人家庭及社会资源调动起来，与病人和由医生、护士系统形成一个“治疗性三角”，诊疗效果将得到有效改善。
文章选自《健康报》
